□邹明星
酉阳幅员5173平方公里,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显示,有常住人口约60.7万,其中,土家族约50.7万、苗族约5.4万,有土家、苗、回等17个少数民族,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2.7%,是重庆市幅员面积最大、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山区大县。
酉阳不仅幅员辽阔,而且人文历史深厚。历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广义的历史,酉阳境内6000年前就有人类活动,大溪笔山坝考古,发掘的大量石器和屈肢墓葬,证明酉阳境内新石器中晚期就有人类活动。清溪邹家坝、清源考古,证明酉阳乌江段新石器晚期也有人类活动。
大禹治水,天下始定九州,其中,梁州包括巴蜀滇黔地区,荆州包括两湖地区。酉阳处梁、荆二州接壤之域,春秋属巴、楚两国交界之地,秦属巴郡,两汉为巴郡涪陵、武陵郡迁陵二县地,晋永嘉后没于蛮獠,隋、唐属思州(州治先后在贵州务川、凤冈和岑巩),五代再次没于蛮,北宋复属思州。也就是说,今酉阳北宋以前无行政建制。
狭义的历史,指建置沿革。今酉阳建置始于南宋建炎三年(1129年)冉氏守忠置寨;南宋淳熙四年(1177年)改寨为州;元置酉阳州,属怀德府;元仁宗延祐元年(1314年)改酉阳等处军民宣慰司(土司);明洪武五年(1372年)仍为州,八年又为宣抚司,辖平茶、邑梅、石耶、麻吐四洞长官司,属四川都司;明永乐十六年(1418年)改隶重庆府;清天启初升为宣慰司;清雍正十三年(1735年)“改土归流”酉阳置县,次年升直隶州,辖酉阳、秀山、黔江、彭水4县,隶四川行省;民国二年(1913年)废州为县;民国二十四年(1935年)酉阳设四川省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,辖酉阳、秀山、黔江、彭水、武隆、石柱、南川、涪陵、丰都9县;1949年11月11日酉阳解放,设酉阳地区行政公署,辖酉阳、秀山、黔江3县;1952年撤销酉阳行署,酉阳隶属涪陵地区;1983年11月11日经国务院批复撤销酉阳县,成立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至今。自南宋初酉阳置寨,迄今酉阳建置880多年。
酉阳特殊的地理区位,是土家族生存发展的摇篮。在华夏56个民族中,土家族是既古老又年轻的民族。说她古老,是因为其族源可追溯到远古巴人,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。说她年轻,是因为1956年著名学者潘光旦深入武陵地区田野调查,向国家民委递交报告,世代繁衍生息在武陵地区的人民,经国务院批准,正式被命名为土家族。
追溯土家族源,远古巴人是土家族的主体。在眼下众多的历史文献中,多认为白虎是巴人的图腾,这没有错。但是,巴人最早的图腾是蛇,以后相继为凫为鱼为虎。“蛇巴”与“虎巴”,是递进关系,蛇乃巴人最早的图腾。
据《山海经》《淮南子》《后汉书》《华阳国志》等史书记载,远古巴人最先生活在沔水(今汉水)及大巴山地区,以蛇为图腾。帝尧时期,巴人沿汉水向江汉平原迁徙到洞庭地区。为争夺生存之地,巴人与当地汉人展开一场生死决战,此战巴人死伤惨重,尸骨堆积如山,故岳阳古称巴丘、巴陵。幸存的巴人又西向武陵山区迁徙,其中以巴子务相为廪君的五姓部落,在鄂西清江流域繁衍生息,以白虎为图腾,史称“虎巴”。
据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引《世本》说:“巴郡南郡蛮,本五姓:巴氏、樊氏、曋氏、相氏、郑氏。皆出于武落钟离山,其山有赤、黑二穴,巴氏之子生于赤穴,四姓之子皆生黑穴。……廪君于是君乎夷城,四姓皆臣之。廪君死,魂魄世为白虎,巴氏以虎饮人血,遂以人祠焉。”据专家们考证,武落钟离山在鄂西清江流域,巴人“以人祠虎”仪式的出现,表明其白虎图腾神的确立,而虎纽錞于则是巴人虎图腾的标志。
有学者认为,廪君在春秋时期,是蛇巴洞庭之败后,幸存者向西北武陵山地区转移的一支,即以务相为廪君的巴人,在鄂西清江流域繁衍生息,以后又向渝、黔、湘、鄂毗邻地区辐射。酉阳的土家先民,大多应属“虎巴”传承。有人认为廪君即国君,非也。廪君仅是清江流域五姓巴人部落联盟的酋长,不曾建国,正史也无这方面的记载,而周王朝所封的巴子国,建都在古江州重庆。
公元前316年,秦遣司马错举兵南下灭蜀灭巴后,一部分巴人又告别故国,踏上向东南迁徙的悲壮历程。他们一路沿长江东下,隐匿在三峡及鄂西地区;一路溯乌江而上,深入彭水、黔江、酉阳等武陵山腹地,与当地的賨人、濮人、蜒人、土著杂居繁衍生息。加上后来的历代移民,形成血缘关系十分复杂的特殊族群。
巴人东迁,有直接的传说和记载。唐《十道志》云:“楚子灭巴,巴子兄弟五人,流入黔中。汉有天下,名曰酉、辰、巫、武、沅等五溪,各为一溪之长,故号五溪。”这里“楚子灭巴”显然有误,巴国为秦所灭。而这里的“黔中”是为唐黔中,即唐天宝年间在今彭水所置的黔中道,也称黔州。
宋《路史·后记》云:“巴灭,巴子五季流于黔而君之,生黑穴四姓。”这里的“黔”仍应指的是今彭水。而彭水,汉置涪陵县,东汉建安六年升涪陵郡,辖今彭水、黔江、酉阳县地。晋永嘉五胡乱华中原无主,彭水涪陵郡不复存在。唐玄宗天宝年间在彭水置黔中道后改黔州,所以彭水史称“唐黔中”。
秦汉之际,巴人东迁武陵是不争的事实,魏晋南北朝以后,巴人一般不以“巴”字出现,而皆以“蛮”称,但许多被谪巴地的诗人,在诗歌里仍用“巴”字。《全唐诗》里,刘禹锡、李商隐、韩翃、顾况等,均留下“巴地”的诗句。
到了宋代,“巴”已不见,代之以“土”“土人”“土家”“土丁”“土官”等字样屡屡出现。元代在武陵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,“土”便成了这方族群的专用词了。
人文历史,即人类文明史,包含一个地方的人口状况、人种语言、宗教派别、人文地理、民风民俗。而酉阳特殊的人文地理,孕育了独具民族特色的土家文化。
酉阳地处渝、黔、湘、鄂四省市边区接合部,历史上是巴、楚交界之地,这里东临酉水,西濒乌江,两条大河润泽了这一方土家、苗、汉各族人民。酉阳以毛坝盖、青华山、轿子顶北南走向的山脉为分水岭。以西为乌江水系,历史上为巴国、巴郡之地,巴文化十分明显;以东为酉水、沅江水系,历史上属楚,楚文化较为厚重。春秋战国时期,巴楚相争,使这里社会动荡,百姓饱受战争之苦。战争一方面给人民带来灾难,另一方面又给巴、楚两大文化带来多元融合。
巴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尚武,武者舞也。巴人的后裔是土家族,史料表明,巴人是能歌善舞的民族。《华阳国志》云:“巴师勇锐,歌舞以凌殷人,前徙倒戈,故世称之曰:‘武王伐纣,前歌后舞’。”可以想见,当年的巴人不仅勇武,而且能歌善舞,在参与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,以独特的战舞使殷人望闻风丧胆。后来刘邦把巴人战舞定为军前舞,又叫“巴渝舞”。这种军前舞,不仅使参战者得到战前军事训练,还在歌舞之中昂扬斗志、凝聚人心。所以,巴人组建的军团勇不可挡、所向披靡。巴人及其后裔土家人,歌舞伴随生活的全部,不仅战前要歌舞,而且年节喜庆、祭祀祖先都要举行歌舞活动。
而楚文化的主要内涵是巫,巫者亦舞也。巫文化是产生于原始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,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民族,都经历过原始时期和蒙昧阶段,因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巫文化。在古代中国,伏羲画卦,文王演《易》,说明巫文化已有数千年的历史。早在上古时期,巫就在北方及中原地区流行。到了汉代,由于皇室后宫巫蛊盛行,汉武帝下令禁巫,巫由宫廷向江南民间转移。对此,王夫之说:“巫咸,神巫之通称。楚俗尚鬼,巫咸降神,神附于巫而传语焉。”其意是,楚人好巫,巫师把自己装扮为神传话于人。屈原的《离骚》记述了大量楚地巫觋之俗,是最好的证明。历史上长江中下游的广大楚地巫风盛行,形成一种巫文化。
巴人尚武与楚人好巫,在酉阳得到完美地结合,孕育了独具民族特色的土家摆手舞。土家摆手舞是一种祭祀性舞蹈,集歌舞、巫傩(祭祀)于一身,是文化多元化的真实体现。而酉阳已被国家文化部授予“土家摆手舞之乡”,土家摆手舞已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
土家人信奉梯玛,梯玛即巫师,是土家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。民间凡祭祀、驱鬼、冲傩、拜神、求子、祈福等宗教礼仪,均由梯玛主持。他们在各种祭祀与法事活动中,用方言土语吟诵原始的巫歌即梯玛神歌。梯玛神歌是土家民族的史诗,其内容十分丰富,囊括了民族的起源、迁徙、繁衍、生产劳动和民间传说等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,蕴涵文学、艺术、哲理、语言、风俗等多种学问,反映了土家先民对自然、社会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和理解,堪称土家民族文化的瑰宝,是全面深入理解武陵地区社会历史、宗教文化、民风民俗的百科全书。
酉阳土家摆手舞,是土家民族文化的瑰宝。